關于“毀林造田”的話題,無論是在生態學領域還是在環保領域,已經被討論過無數遍了。毫無疑問,隨著森林被毀壞,野生動物們失去了棲息地,很多動物物種的數量急劇下降,其中很多物種甚至遭受滅絕,對地球生態來說是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擊。但很少有人將病毒這個角色加入話題討論中。
人們總是認為人類是萬物之靈,能夠通過千萬種方式適應環境的變化,只要100年內的環境變化,不會對自己的生命造成不可抗拒的威脅,就可以不管不顧,高枕無憂,未來的危機交給未來的人去處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斯坦福大學的一項新研究顯示,隨著人類不斷地將自然棲息地轉變為農業用地,越來越多的病毒將會從動物轉移到人類身上。最近的COVID-19的病毒,或許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別太早說地球森林面積的減少與你無關。
這項發表在《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上的研究,揭示了烏干達熱帶森林的消失,如何使人們更容易與野生靈長類動物及其攜帶的病毒發生接觸。這一發現,對世界其他地區傳染性動物傳染病的出現和傳播有一定的啟示,并為遏制這一趨勢提出了可能的解決方案。
這份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勞拉布盧姆菲爾德(Laura Bloomfield)說:“在COVID-19造成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和健康破壞之際,我們必須批判性地思考人類行為如何增加我們與受疾病感染動物的互動。”森林面積減小等重大環境變化與貧困的結合,可能引發全球大流行病。
進入工業時代以來,人們已經把世界上近一半的土地變成了農業用地。熱帶森林遭受的損失最大,其中一些是過去幾十年來農業轉化率最高的地區。在非洲,這尤其嚴重,在受保護的森林公園和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外,剩下的所謂的“森林”,就是被大片農田包圍的小片樹林小島了。
在烏干達,幾十年的移民和基貝爾國家公園外農田計劃的建立,導致了森林棲息地邊緣地區的人口密度很高。定居在那里的人們都會主動避免與野生靈長類動物接觸,因為它們是眾所周知的疾病攜帶者,而且許多靈長類動物受到烏干達野生動物管理局的保護。然而,森林棲息地的持續喪失,意味著野生靈長類動物和人類越來越多地共享相同的空間,爭奪相同的食物。理所當然的,野生動物也會不可避免地與人類“共享”病毒。
當人們冒險進入森林地區尋找資源時,或當動物冒險離開它們的棲息地去掠奪莊稼時,人與動物共患疾病或動物傳染給人類疾病的機會就增加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HIV,它是由一種病毒通過受感染的體液,從野生靈長類動物跳到人類身上引起的。
與以往主要從生態學角度研究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首次將景觀層面的生態因素與個人層面的行為因素結合起來,并權衡對人類健康的風險。研究人員首先從居住在小片樹林附近的農民那里收集土地利用調查數據。他們將這些信息與同一時間段的高分辨率衛星圖像結合起來,模擬景觀格局和個人行為如何使某些人更容易與野生動物接觸。
他們發現,人類與野生靈長類動物接觸的最強預測因子,是那里的人類定居點周圍森林邊界的長度,以及人們冒險進入這些森林地區采集小樹作為建筑材料的頻率。尋找這些桿狀的樹木需要在靈長類動物棲息地花費比其他森林活動更多的時間。
研究人員驚訝地發現他們的一些假設顛倒了。例如,殘存森林的小片段,而不是更廣闊的棲息地,很可能是人類野生靈長類動物頻繁接觸的地點,因為它們與農業景觀有著共同的邊界。同樣,研究人員推測,越來越多的農業入侵森林,可能導致更多的病毒感染從野生靈長類動物蔓延到全世界人類。
研究人員認為,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森林周圍相對較小的緩沖區,如林場或重新造林項目,可以大大降低人類與野生靈長類動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利用外部資源,如國家或國際援助,提供外部的燃料或建筑材料補充,也可以減輕人們在森林地區尋找木材的壓力。歸根結底,保護土地和減少森林破碎化是我們減少人類與野生動物相互作用的最佳選擇。
地球生態的完整性時刻與我們息息相關,地球生態遭受破壞帶來的影響總會不知不覺,無聲無息地來到我們面前。保護地球生態,是我們全人類的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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