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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指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各級政府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及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管理等發展建設主流的過程。可以說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最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措施之一。2024年我國發布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將重要自然生態空間的保護修復作為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威脅的重要措施。這份計劃不僅是我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動落實“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國家行動。我們應清醒地看到，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尚未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仍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我國擁有世界最全面的生態系統類型，鑒于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呈加速態勢，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此，加快建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長效機制，尤為迫切。

構建整體、系統的生物多樣性法律法規體系。目前，我國雖已初步構建起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體系，并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但我們仍需在此基礎上持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筑牢制度保障。

首先，應加強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綜合性立法。現階段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面臨諸多問題，雖有對不同類型保護對象區分規制的立法，但往往僅關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某一方面，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不僅會導致法律法規之間相互沖突、各領域法律法規難以有效銜接，還容易出現立法空白，直接影響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制合力的形成。故而，亟須在國家層面制定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基礎性、綜合性上位法，統籌協調我國目前已經制定修訂的50多部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法律體系協調一致。同時，仍需要持續重點關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加快開展農業、漁業、生物安全、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等領域法律法規的制度修訂工作，因勢利導推進生物多樣性相關領域法律法規的制定修訂、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健全優化等工作。

其次，完善重要生態空間法律保護制度。對現有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加以梳理評估，在重要生態空間法律保護方面，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治建設成效評估及空缺分析，加快開展農業、漁業、生物安全、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等領域法律法規的制定修訂工作，積極推動野生動植物就地保護及其棲息地（包括濕地、森林、草原、海洋等重要生態系統）保護相關的立法修法工作。

最后，出臺針對生態保護紅線的法律法規。生態保護紅線是國土空間規劃中的關鍵管控邊界，涵蓋全國重要的生態空間，跨度廣泛，僅依賴政策性文件進行規范，易導致不同區域的生態保護紅線制度內容不統一甚至相互沖突。因此，需要制定針對性法律，明確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標準、審批及調整程序、監管責任等關鍵要素，從而給各地方依據統一的程序和標準劃定紅線區域提供依據，有效管控重要生態空間，保障生態功能不減弱、面積不縮減、性質不改變。

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協同治理機制。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地位不斷強化，根本在于我國持續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全面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管理水平，在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中融入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可見，生物多樣性保護需要建立健全國家與地方、政府多部門間協同聯動機制，發揮各級政府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首先，在生物資源的可持續開發方面，應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主管部門與行業主管部門之間的工作協調機制。堅持保護優先原則，明確生物資源的普查、收集和保藏工作，尤其注重野生種質資源和特殊生物資源的評估、挖掘、利用，確保生物資源開發的可持續。

其次，協同統籌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注重體系建設，提升保護水平。統籌構建國家公園與國家植物園等保護區網絡，協同各級相關職能部門共同推進自然保護地、城市和鄉村的保護體系形成，建設相互銜接、互為補充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體系，提升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水平。

最后，協調國內和國際，推動國際合作與標準制定，提升我國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中的影響力。中國作為主席國舉辦《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期間，推動達成“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并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一方面，我國需要協調好國內國際，積極參與生物多樣性相關國際標準制定，加強關鍵議題的交流磋商，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新征程的開啟和行進中持續作出中國貢獻。另一方面，要發揮基金對國際社會保護生物多樣性資金投入的示范引領作用，推進生物多樣性國際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持續提升我國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持續提高全社會對生物多樣性及其價值的認識。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廣泛的公眾意識和社會認知能夠推動形成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共識，要統籌協調政府、企業、社會大眾三個層面，推動形成生物多樣性保護合力。

首先，充分發揮政府在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方面的引導作用。明確生物多樣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同時，通過公共教育和宣傳活動，探索建立公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激勵機制。此外，號召科研項目進社區，支持科研院所、高校、環保組織等機構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科研融入生活，刺激保護生物多樣性社會共識形成。

其次，深化企業在經濟生產活動中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在企業運營中融入可持續發展理念，制定環境管理標準，降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同時，與社會組織合作，共同開展生物多樣性監測和保護項目，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此外，通過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等形式向社會公眾匯報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努力與成就，將企業環境影響透明化。

最后，著力提高社會大眾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與實踐水平。一是積極踐行綠色低碳生活方式，主動參與環保活動，以親身實踐加深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理解和認同。二是通過綠色產品消費觀念養成和消費方式改變，推動市場逐漸向環保方向轉變。三是學習生物多樣性知識，廣泛關注并積極參與相關政策制定與實施，為保護工作貢獻公眾監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