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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億萬人的生活。疫情帶走生命和財富，也帶來了從宏觀到微觀的諸多變化。很多人由此認為，生活永遠無法回到從前。

抗擊疫情的戰斗仍在繼續，有關未來的討論已經開始。近段時間，眾多國際問題專家紛紛發聲，就各國抗疫行動的經驗教訓，以及疫情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各抒己見。

疫情不會讓彼此關聯的世界走向終結

作者 希夫山卡·梅農

譯者 張 俊

疫情之下，有三大趨勢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新冠肺炎的全球性流行，讓包括自由主義者在內的所有人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各國政府在抗擊疫情及其導致的經濟下滑時的表現，事關社會穩定及社會內部的階層分化。這會帶來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回歸。

第二，疫情不會讓這個彼此關聯的世界走向終結。其實，這場流行病本身就是人類相互依存的證明。誠然，很多政治體相繼出現了“向內轉”的勢頭，希望借此更好地掌控自身的命運。我們正迎來一個錙銖必較、越來越逼仄的新世界。

第三，透過疫情，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希望和理性的光芒。如果我們由此意識到通過多邊合作應對全球重大議題的現實意義，那么這場危機多少也算有一點正面影響。

（作者曾任印度國家安全顧問、駐中國大使。摘自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

抗疫成效與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有關

作者 弗朗西斯·福山

譯者 潘彩萍

疫情消退后，我們應該放棄二元論。判斷某個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的標準并非政體類型，而是國家的能力，特別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無論采用何種體制，國家都需要把自由裁量權下放給行政機關，危機迫近時尤其如此。既有的法律和規范不可能預見到（傳染病大流行這樣的）突發狀況。在緊急時刻，決策者的能力和判斷將發揮決定作用。

在權力下放的過程中，信任是重要的，公民要相信行政部門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重要的不是政體類型，而是民眾是否信任他們的領導人，以及后者是否領導著一個有能力的國家。就此而論，美國當下不斷加深的“部落主義”讓人難以樂觀。

（作者是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代表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摘自美國《大西洋月刊》雜志網站）

疫情造成指數級威脅

作者 托馬斯·弗里德曼

譯者 韋蓋利

指數的力量是人類最難掌控的東西之一。很不幸，流行病恰恰具有這種力量。如果不采取“封城”等果斷措施，確診病例數從5000例增長到100萬例的速度，絕對會超出你我的想象。

打個比方解釋一下我們面臨的指數級威脅：病毒就像高利貸，每天收25%的利息。最開始我們借了1元（相當于出現第一個病人），40天過去總共欠了7500元。要是再等三個星期，這個數字就變成接近100萬元了。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必須全力減緩病毒傳播速度、盡可能給每個人做測試——輸了這場戰役，就輸了整場戰爭。這也是為什么我特別關注確診病例數與重癥監護病房的床位數之比。在疫情高峰期，如果床位多到能“應收盡收”，我們就可以松口氣；不然，亂子就大了。

（作者長期報道國際新聞，代表作《世界是平的》。摘自美國《紐約時報》網站）

疫情讓已經開始的變革加速

作者 馬凱碩

譯者 張 俊

新冠肺炎疫情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方向，只會讓已經開始的變革加速：“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正在發生轉變。

為什么？因為美國人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失去了信心，而中國并未喪失信心。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復蘇是參與全球化的結果。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在此過程中勃發，相信自己在任何領域都不落下風。

正如我在新著《中國怎么贏？》中提到的，美國現在有兩種選擇。如果美國的首要目標是保持全球主導地位，它將不得不與中國進行零和游戲式的地緣政治競爭。然而，如果美國的目標是改善本國人民的福祉，它就應該與中國合作。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摘自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

借疫情攻擊中國，是件可恥的事

作者 馬丁·雅克

把疫情作為攻擊中國的借口，是一件可恥的事情。當中國需要支持、同情和團結的時候，個別國家的一些人卻進行嘲笑、污蔑，毫不掩飾種族主義情緒。為什么會這樣？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的偏見根深蒂固，并依然影響著其對中國的態度。個別西方國家的一些人對中國的發展滿腹牢騷，這種情緒混雜著恢復舊的國際秩序及建立經濟、政治和民族等級制度的企圖。

中國依靠自身制度成功抵御了風險，控制住疫情。有的國家卻被自己的傲慢蒙蔽了雙眼，沒能及時學習中國經驗，也沒有拿出必須的強有力措施。這次疫情毫無疑問證明了中國制度的優勢。在人民需要幫助的時候，有的國家政府的表現令他們失望。與此同時，批評中國的聲音也大多沉默了。這些國家別無選擇，只有學習中國的防控經驗。

（作者是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高級研究員。摘自《人民日報》客戶端）

美國無法獨善其身

作者 約瑟夫·奈

譯者 張 俊

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聚焦“大國競爭”，但這次疫情表明，即便美國在大國競爭中占了上風，它還是無法獨善其身。

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理查德·丹澤格曾指出，21世紀的技術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在后果上同樣是全球性的。傳染病、人工智能、計算機病毒、核泄漏……是所有人的麻煩。國際社會需要建立一套基于協商的情報共享機制，以及共同的危機應對計劃、規范和條約，這樣才能充分緩解風險。

面對重大跨國威脅，光靠美國單打獨斗是不行的，我們必須認識到與其他國家共同行使權力的重要性。大家都說“國家利益第一”，問題在于，這種利益的定義范圍有多大？這次疫情表明，美國沒能通過及時的戰略調整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

（作者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前院長。摘自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

中美合作才能擊敗致命的敵人

作者 格雷厄姆·艾利森

譯者 陳榮生

如果不讓中國參與進來，我們（美國）就無法在抗擊疫情的戰爭中取勝。抗疫行動令一個重要問題凸顯：沒有彼此的緊密合作，中國和美國都無法維護自身利益。

在抗擊新冠病毒的斗爭中，乃至今后應對其他流行性疾病的基礎工作中，中美兩國應該在哪些領域發揮伙伴作用呢？

首先是數據上的合作，從基因組到流行病學研究。

其次是在具體診斷措施和公共衛生策略上的合作。

第三個合作方向是生物醫學領域的基礎和轉化研究。

兩國應該認識到，只有充分合作才能擊敗（病毒）這個致命的敵人。雙方的伙伴關系，即使是有限的伙伴關系，也是戰略層面的必選項。

（作者是哈佛大學教授。摘自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