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當前不斷增長的疫情數據和每日網絡上不斷爆發的添堵新聞,在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武漢疫情)嚴重性和對國家形象及發展進步的傷害性,或已遠遠超過所有善良或樂觀的底線預期。
疫情可怕,疫情引發的混亂和恐慌更可怕。而最可怕,也是特別需要警惕和預防的:正處在爬坡和轉型期的現代中國,在此次公共安全危機處理過程中一旦因壓力疊加或考量失衡,出現系列性的決策失誤和措施不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國家元氣的過度損傷。
2020年注定是我們國家、民族和政府的大考之年。這次大考,考驗的不僅僅是政府,不僅僅是官員,也包括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社會,以及我們每一位公民的心力、智慧和韌勁。
國難當頭,形勢嚴峻,時間緊迫,容不得疫情過后再痛定思痛。當下最緊要的就是痛中思痛,在疫情認知預判、危機治理思想、應急管理方法、社會治理結構等層面進行系統的問題梳理和分析思考。基于此專業記者對于疫情的四個基本看法如下:
一、對于疫情持續的時間,不應太過樂觀
這次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雖是一種變異的新病毒,有許多未知因素,但比照類似引起肺部和呼吸道感染的如1910年東北三省爆發的肺鼠疫、1919年第三波西班牙流感、2003年非典(SARS)等疫情,都有一個相似的時間軌跡:十一月份左右爆發,第二年五月份左右消失,基本持續半年時間左右。這次武漢疫情的持續時間,最樂觀的估計,也基本應該是這樣一個規律。目前人類醫學對這一類病毒疫情的防治,還處在比較被動狀態。期望本次疫情能靠政府意志人為控制,并早早出現拐點,未免有點天真。
這次疫情未來大概率按三個階段發展:疫情爆發期(11月-2月底)→疫情消退期(3月初-5月底)→疫情過后全面恢復期(6月初-12月底)。也就是說,這次疫情對中國社會生活和國民經濟的影響,至少是一年的時間(半年直接影響,半年間接影響),無論政府,還是企業,無論機構,還是個人,或都應該按照這個時間線來做階段性的應急預案和自救規劃。
二、對于疫情造成的傷害,要有充分的預判
就疫情的直接影響而言,根據目前的統計數據和疫情發展趨勢,或是非典時期的十倍級傷害,國內最終感染確診人數,最保守的估計,也會達到驚人的5萬+規模。
而在疫情未塵埃落定之前,統計的死亡率一不科學,二無意義。這此疫情的致死率低,是因為變異病毒生存策略聰明,而不是我們手段有多英明或高明。本次疫情對公共衛生和政府財政造成的直接負擔和后續諸多后遺癥,才是我們應重點關注和深度思考的關鍵問題。本次疫情間接造成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將是幾何級的天文數字損失。
僅以旅游業為例,2019年中國旅游業總收入6.5萬億元,平均每天178億元,按以往旅游業每年20%的復合增長計算,2020年旅游業每天的損失就達到驚人的200億元。據專家估計,僅是春節季旅游市場的直接損失就超過5000億(完全凍結)。
與2003年非典時期相比,一是經濟下行壓力更大、外部環境更差(全球需求疲軟,貿易壁壘、貿易戰等),二是當下經濟對消費刺激和服務業的依賴度更強,總體預判,本次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可能遠遠超過想象,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破5或是大概率事件。
上半年如何有序應對危機,下半年怎樣發力恢復經濟,或簡單依靠以往財政放水,投資拉動的粗放老經驗是遠遠不夠的,更體系化的宏觀指導,更精細化的政策引導,或是中央和地方都要提前考慮籌劃的。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非典疫情16年之后,我們以往自豪甚至有些自滿的國家公共衛生建設成就、醫學研究進步程度和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特別是預案和指揮),并沒想象或預期的那樣高水平發揮作用,談不上有什么質的提升。疫情前期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特別是因為刻意壓制、指揮不當、物資緊缺、調度混亂而造成前線醫護人員依然只能用搏命的悲情和無謂的犧牲來硬扛死戰,種種被曝光的失誤或失敗細節,實在令人揪心。
在互聯網加持的快信息時代,本次疫情的政府不當應對和諸多亂象(官僚作派、特權意識、隨意逾矩、亂法胡為),或對政府官員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打擊,以及當前國家最需要的公民向心力、社會凝聚力的暴擊影響,才是最具致命性的。如何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動辟謠,怎樣主動采取一些緊急措施和實操方案來重整局面,也是需要盡快進入領導決策視野的重要議題。
三、對于疫情管控的不力,要換個角度認識
本次疫情發生之后,根據2006年頒布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中央政府的反應可謂神速,1月25日成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1月27 日,總理親自來武漢考察指導疫情防控工作,截止1月29日,中國內地31個省區市均已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
可遺憾的是,十幾年前制訂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宏觀指導有余,細節規范不足,加上預案的實操性和時效性沒有迭代升級(可比照的是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主導的相應防災法規,在一個世紀時間里至少被調整過100次,幾乎年年調整),特別時沒有充分考慮到交通網絡輻射性、季節/節慶高發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動特殊性、區域公共資源平衡性、社會動員力量主體性等諸多需要應對的復雜因素和時代變量,才導致本次疫情來襲時,雖有預案,雖有演練,卻效果差強人意。
非典之后,國內對于公共疫情的防范重心主要著眼于國際輸入性疫情(如H1N1流感、韓國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等)的嚴防死守,而對于非典(SARS)這樣內生性的超強度、超大規模疫情,明顯過于樂觀,風險預估不足。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湖北省衛健委在2019年上半年軍運會期間,與軍方剛剛聯合舉辦了“防范到位,預防精確”的中東呼吸綜合癥(MERS)防治演練,卻在當年年底爆發的武漢疫情時依然舉措失當,力不從心。
2019年4月24日—25日,湖北省衛生應急技能競賽暨軍運會省市聯合衛生應急演練在丹江口市均縣鎮舉行,應急演練的情景模擬背景為2019年10月15日在武漢天河機場報發現一名沙特籍乘客為疑似MERS病例。而從目前網絡搜集的相關新聞來看,除了湖北武漢外,天津、山東、湖南、浙江等各地近幾年的疫情演習,也基本都是針對小規模(病患樣本以個為單位)輸入性的疫情來做推演的。
武漢疫情爆發后曝光的諸多問題,特別是至今依然救治乏力,物資調配緊張,固然與湖北省政府、武漢市政府的官僚作風和管控不力有關,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依據《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的落伍規劃和僵化規定,因過于強調疫情級別劃分和城市屬地責任,而忽視了一個省、一座城配套的醫療力量、可供調控的社會資源,以及地方政府的應急指揮能力,都遠遠無法匹配這次特別重大疫情的嚴峻挑戰和復雜局面。
總之,本次疫情暴露的本質問題,不能僅僅視為湖北武漢一個地方的個別問題或特殊情況,細細反思國家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上頂層設計的思考漏洞和治理思想的粗放大意,或更有價值。
四、對于疫情未來的風險,要換個高度審視
短短十六年間,我們向世界連續輸出兩次特別重大的內發性病毒傳染疫情,絕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細細品品,認真想想,我們又該如何確保下一個二十年,或下一個十年內,我們不會再次爆發這樣類似的疫情?我們又是否能承受起這樣接二連三的重大疫情打擊?
2015 年埃博拉爆發后,比爾·蓋茨在 TED 做過一次演講,對人類提出警示:對下一場瘟疫爆發我們還沒準備好。對于未來的疫情預判,除卻紅線思維和底線思維外,我們也要有極限思維,做最壞的打算:譬如人類疫情和動物疫情疊加爆發怎么辦?譬如疫情和自然災害同時發生怎么辦?譬如疫情和經濟危機同時發生怎么辦?譬如疫情和戰爭同時發生怎么辦?
對于知之甚少又不可控的流行病毒疫情,我們往往習慣持兩種極端的態度:
或是太過樂觀,相信科學萬能,一眨眼就能把疫苗研制好,國家厲害,一揮手就能眾志成城,戰勝疫情;
或是太過悲觀,相信“天命(譴)”或“陰謀論”,總是以粗暴簡單的自洽邏輯和詭辯閉環,得出自己愿意相信的結論。其實這兩種想法都不科學,都很有害,是犯了思想幼稚病和情緒巨嬰癥的典型表現。
靜下心來細細梳理一下,非典(SARS)之后,本次疫情(2019-nCoV)之前,國際上還發生了五次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分別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剛果埃博拉疫情,如果再加上2015年韓國爆發的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可以說突發性高傳染的病毒疫情從來就沒消停,一直是現代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
從國家層面考量,我們或最應該反思和審視三件事情:
一是除了持續加強“外防”輸入性疫情力度外,更應該好好想想如何“內控”,以大國擔當的勇氣風范和現代國家的治理手段,徹底杜絕內生性的特大疫情(肯定不僅僅是禁吃野生動物)。
二是積極吸取國際近十年來疫情不斷爆發而造成巨大損失的慘痛教訓,強化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國民科學素質,超前謀劃,布局防患,準備好以更高效的應急機制、更健康的大國心態、更高級的科學防范、更扎實的應急預案來應對未來變異更強大、傳染更可怕的病毒疫情。
三是扎實做好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內國家重大安全風險研究預判和疫情防范訓練,同時參照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在9.11事件警示后,從“民族安全”的角度,將“反恐”優先排序的防范思路,結合特殊國情,慎重考量是否需要將“重大疫情”列入影響國家安全的最高排序。
至少從目前來看,無論是連續兩次被列入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兩次重大人類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的武漢疫情),還是近年來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的動物疫情(如2019爆發的非洲豬瘟,以及一直陰魂不散的禽流感),對國家繁榮富強的牽制力和破壞性,對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的沖擊力和危害性,以及未來發生的可能性,都遠遠高于反恐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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