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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后簡稱《規劃》），并明確四大重點發展領域，其中之一即順應“解決溫飽”轉向“營養多元”的新趨勢，發展面向農業現代化的生物農業，滿足人民群眾對食品消費更高層次的新期待。

生物育種是生物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規劃》明確，要在尊重科學、嚴格監管、依法依規、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動生物育種等領域產業化應用，保障糧食、肉蛋奶、油料等重要農產品供給。有序發展全基因組選擇、系統生物學、合成生物學、人工智能等生物育種技術，著力提升良種培育、生產加工、推廣應用等能力，加快構建商業化育種創新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產品貿易與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胡冰川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此前《“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的通知》等文件已對生物育種等進行一定部署安排。

胡冰川表示，在全球疫情背景之下，生物安全防控和生物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伴隨著新興產業發展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規劃》將包括生物育種在內的生物技術置于同一規劃文件，以便更好地進行統籌管理和培育扶持。

有序推動生物育種產業化

《規劃》提出，要著眼保障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生產供給，適應日益多元的營養健康食物等消費需求，重點圍繞生物育種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農業生物產品。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產業前沿技術創新中心主任、南方科技大學前沿生物技術研究院院長、美國科學院院士朱健康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生物育種技術主要包括傳統雜交育種及由雜交育種延伸出的全基因組篩選分子標記育種、轉基因育種、基因編輯育種三種類型，后兩類為新型育種技術。

朱健康介紹，轉基因育種的抗蟲、抗除草劑的性能更好，基因編輯育種除了提高品種抗蟲、抗除草劑性能外，還能提高品種產量、品質、肥料利用率、抗病性等性能，應用范圍更廣，適用作物也更多。

生物育種是國投創益產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重要投資方向，其投資團隊總監馮越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我國種子問題突出表現在科技發展不足，生物育種作為“卡脖子”技術亟待實現產業化。

育種專家、隆平生物技術（海南）有限公司總經理呂玉平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我國水稻、小麥的種質資源品類、育種水平表現較好，市場占有率高，但玉米和大豆產量分別為美國的60%和40%左右。生物育種產業化，尤其是轉基因育種和基因編輯育種產業化，將有效提高我國玉米和大豆產量。

《規劃》指出，要在尊重科學、嚴格監管、依法依規、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動生物育種等領域產業化應用，保障糧食、肉蛋奶、油料等重要農產品供給。

渤海大學管理學院院長、中國農業技術經濟學會理事靖飛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規劃》再次明確要有序推動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看似老生常談，但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落地的生產應用證書已獲批，相關法律法規已基本修訂完成，生物育種賦能農業生產蓄勢待發，等待最終實質性實施。

但就目前而言，靖飛表示，我國現有轉化事件與傳統品種的合理組合方面獲批的證書還較少，與現實巨大需求之間的矛盾仍比較突出。

橫向來看，朱健康指出，我國傳統雜交育種的研發和產業化水平較好，但全基因組篩選分子標記育種、轉基因育種和基因編輯育種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以基因編輯育種為例，朱健康談到，在研發方面，我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基因編輯育種研究隊伍，整體研究水平較高，但總體來看基因編輯育種的底層工具仍依賴國外；在產業化方面，今年1月《農業用基因編輯植物安全評價指南（試行）》推出，將基因編輯育種與轉基因相區分，為基因編輯育種提供產業化可能，但該指南仍未完全脫離轉基因安全評價框架，實際效果還有待在政策執行中查驗。另外，基因編輯育種作為新興技術，其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也有待進一步完善。

整體而言，要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生物育種技術差距，靖飛認為關鍵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要在政策牽引下盡快建立生物育種國家科技力量，將不具備發展高度前沿技術的國有農業科研單位轉化為產業化應用類型的企業，目前事企不分的“雙軌制”不利于企業成長；二是必須建立和完善以企業為主導的商業化育種體系。

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

“生物育種的根本是服務和賦能農業生產，而將之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只能依靠企業，一定要處理好原始和基礎產出與產業化應用的關系。” 靖飛說。

中國種子協會副會長、農業農村部種子管理局原副局長馬淑萍表示，我國目前具備生產經營許可證的種子企業有7000余家，但其中95%均為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總體創新能力和創新投入均存在不足。另外，目前我國80%的創新資源集中于高校、科研單位，高校、科研單位和企業“兩張皮”問題仍未很好解決。

朱健康表示，目前我國具備轉基因育種和基因編輯育種能力的企業很少，優勢資源集中的高校和科研單位的生物育種研發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期待更多政策支持和體制機制創新。

《規劃》強調要培育壯大競爭力強的創新主體，包括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發展壯大新型創新力量兩方面內容。

在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方面，《規劃》指出要發揮生物領域龍頭企業引領支撐作用，推動與中小企業融通創新；鼓勵生物農業等重點領域的生物創新企業深耕細分領域，厚植發展優勢，培育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單項冠軍；以促進關鍵技術突破和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為目標，支持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承擔建設產業創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技術創新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等創新平臺。

在發展壯大新型創新力量方面，《規劃》明確要在生物育種等前沿領域，支持有影響力的用戶單位牽頭建立產用聯合體，與生產企業共同合作開展生物產品技術創新和示范驗證，構建“應用示范-反饋改進-水平提升-輻射推廣”的良性循環發展機制。

靖飛認為，《規劃》明確生物育種主體的職能目標要服務于“用”，生物創新企業要立足于“用”，深耕細分領域；有影響力的用戶單位既要站在理論前沿，同時必須立足于“用”。雙方要通過聯合形成合力，最終目的是通過加快生物技術的發展，賦能農業生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一個新的品種從研發到投入生產一般需要6-8年的時間。”呂玉平表示，目前種子企業主要面臨人才和體制機制兩方面的壓力，相關部門應更加關注種子企業的資金、人才等需求，為企業進行育種創新創造更好的政策環境。

在努力優化生物領域政策環境方面，《規劃》明確，要遵循生物科技發展規律，堅持鼓勵創新、包容審慎、協同發力，持續深化技術創新、行業監管、市場應用等領域改革，加大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投入，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制度框架，加快形成有利于生物經濟創新發展的政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