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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圍內的蔓延，再次把生物安全風險防控的問題推上風口浪尖。

“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國際競爭和斗爭的一部分。”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中國科學院院士裴鋼說。

然而，多位專家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發展的過程來看，目前我國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進并完善。

事關你我還有國家

“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月14日，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的這些表述備受矚目。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特殊背景下，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多位科學家表示，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國際競爭的一部分。”裴鋼說。例如，此次疫情暴發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以生物安全為借口，通過斷航、禁入、限簽等極端措施來打壓中國。

裴鋼表示，在全球化趨勢下，人流、物流和信息傳播更加便捷，也使生物安全問題更加突出和敏感。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長錢韋表示，以病原微生物為例，它們沒有國界，會隨著人員、物資的流動快速傳播，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健康造成巨大威脅。一旦管控不力，其影響“不亞于一場戰爭”。

錢韋表示，尤其我國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人員、物資的流動和規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生物安全是各個國家的公共責任，需要有一個得到各國認同并遵守的國際規則、標準及防范制度。”裴鋼告訴《中國科學報》，“但在此基礎上，我們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考量，從國家利益和人民的健康福祉出發，制定相應的準則。”

條塊分割 如籮接水

當前，我國已通過海關口岸、衛健委系統、高校與科研單位等，建設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在防控非典、禽流感等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完整不等于完善，更何況生物安全最大的問題是不知威脅會從哪個方向、以哪種方式、在什么地方爆發，因此一定要加強預警和預測功能。”錢韋說。

生物安全問題涉及國家的快速反應能力和機制。在錢韋看來，當前的應對體系仍然比較被動，缺乏“全國一盤棋”的統籌規劃。某種程度上講，部門之間存在的條塊分割也是導致應對生物安全不力的機制性緣由之一。

對此，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所研究員于軍也有同感。如在傳染病監管方面，我國按職能部門形成的“縱向管理體系”很容易讓被管理的事件“掉到縫隙里”。例如，與陸生野生動物相關的疾病溯源歸林業部門管；感染家禽家畜的中間環節歸農業部門管；傳到人的時候才由衛健委管。

在于軍看來，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能力不足與體制的有效性直接相關。我國檢驗檢疫部門有待拓展成內外有別的統一體系，將國際、地區間、省際的相關部門納入整體系統。只有系統穩固無隙，才能“抵擋”和“剿滅”最狡猾的病原。

“在一個松散的體制下事情很難做好，就好像一瓢水潑下來拿籮接，接到的不如漏掉的多。”于軍說，因此國家體制體系的改革至關重要。

既要深入 也要長期

生物安全涉及到偵、檢、消、防、治等不同功能性環節。在這場構建國家生物安全“防火墻”的戰役中，沒有哪個環節不需要思考和創新。正如習近平3月2日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時強調的：“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領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國之重器。”

例如，針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國科學界和產業界在病原鑒定、藥物新功能開發、血漿治療和疫苗研制等方面快速推進，得到國際同行高度認可。“這與我國科技實力的增長有密切關系。”錢韋說。

錢韋表示，夯實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打贏每一次生物安全遭遇戰，離不開長期的基礎研究。如果沒有平時的積累和長期的努力，指望在火線臨時搭建隊伍是不可能的。

然而，受制于生物安全管理的條塊分割以及體系建設不完善等，我國相關研究依然面臨不少障礙。很多一線科學家在研究中因為“缺樣本”“沒資源”而“插不上手”，難以發力。

親身參加過2003年抗擊非典和H5N1高致病禽流感病毒研究的于軍對此深有體會。因為無法積累病毒實驗材料，建立病毒實驗模型，在研制疫苗時無法設計有效方案，他的團隊不得不專注檢測試劑盒和相關設備開發。“到打不贏的地方打，不如到守得住的地方守。這樣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大家才能去沖鋒陷陣。”于軍說。

為加強對傳染病風險的應對能力，于軍同時建議，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對新冠病毒等的研究既要深入，也要長期，更要引進新的“生力軍”，多學科合作。

于軍希望能夠重視科研資源的積累、利用，別再留下死角和遺憾。“‘科學大廈’的建設，不僅需要計較一磚一瓦、一管一道，也要計較一進一退、一兵一卒。”于軍說。

“吃一塹，長一智。付出代價，有所收獲，這是科學應該做的事情。”中國科學院院士韓濟生說。他同時表示，面對生物安全緊急時刻出現的信息“流行病”，科普解惑也同等重要，否則將給公眾心理造成影響。

他山之石 何以為鑒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多位科學家表示，應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加快強化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能力。

當前，許多國家已經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圍繞生物盾牌計劃、生物監測計劃和生物傳感計劃，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國防和軍事意圖的項目任務，在生物反恐和疫情處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美國軍方，如國防先進技術研究計劃署，近年來投入大量資金用于蝙蝠與冠狀病毒、基因編輯等生物武器的相關研究。

“全球產生病原體的源頭也是生物多樣性最富集的地方，如南美的亞馬孫流域和東南亞地區。美國在這兩個地方都有專門的研究機構。”于軍說，“而我們很少面向中國以外的地方。”

他認為，中國急需建立既相對獨立（體制、經費與人員）又廣泛合作（與國際接軌）的傳染病監測體系。“全世界有兩類哺乳動物——嚙齒目（含老鼠）和翼手目（含蝙蝠）最危險。它們首先和人一樣是哺乳動物，同時又與禽類的棲息和遷徙行為相關。”于軍說，雖然我國也有一些觀測裝置和設備，但對動物篩查和監測的廣度、力度、頻率等都有待提高。

“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就意味著我們不僅要有‘青山綠水’，還要有‘鳥語花香’。這一大一小兩個環境的生物安全問題都要考慮。”于軍說。

事實上，英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分別把安全、國防等部門納入公共衛生體系，德國甚至將傳染病定性為國家安全威脅。這些均足以證明生物安全在國家戰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

對此，中國科學院院士賀福初等也曾發表文章建議，我國應建立權威高效的生物威脅防御組織管理體系，建立軍地互補的生物威脅防御科技支撐體系，以及多元分層的生物威脅防御教育培訓體系。

在我國，填補相關法律空白的《生物安全法》草案已于2019年10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目前，該草案即將進入二審。

對此，裴鋼表示，生物安全一定要依法治理，不能無法可依，也不能隨意執法。